2035年，中國最后一代農民將退出土地，以后誰還在種田？

任亮亮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

在湖北省S縣農村調研，發現當地的農業仍然比較發達，表現在四方面：

無土地拋荒，幾乎所有的土地都在被種植利用，且兩季輪種再加上適合種植經濟作物，農業產值并不低；

弱土地治理，除了部分農田被實施了高標準農田改造外，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農民自發經營維護，即便是存在70%的小農戶之間、小農戶與大農戶之間的流轉、托管、代耕等，也都是以私下協商、口頭契約來實現；

無地租經濟，很多土地的流轉是低于市場價或者免費的，村集體不介入，也沒有以此來推動反租倒包，不在農業分利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

小農資銷售體系，當地的農資種子、機械等都還是通過在鄉鎮開辦農資店的小老板來提供的，是一種小農戶銷售對接服務鏈條，資本并沒有規模性延伸到此。

整體表現為一種相對傳統的農業型村莊，即便是在城鎮化的壓力下年輕人都外出務工，依托農業來運轉的農業型村莊相對保持了其完整性和獨立性。

一個農業型村莊是如何可能的，其意義如何理解？成為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充滿希望的綠色稻田

一、誰在種田？

當地政府在統計土地從業勞動力的時候也是用實際從業者，取消了60歲的限制。從調研來看，村莊種地的人絕大多數是50歲以上的人，主力是60多歲的人。當地農民認為六十多歲的人還是年輕人，是村莊的壯勞力。對農業從業人員，依據年齡和種植規?？梢苑譃槿?。

一是50-60歲的人，極個別低于50歲，他們一般種植規模在100以上，不超過300畝，極個別種植經濟作物規模達到七八百畝，屬于種田大戶。這一部分人被我們稱之為中堅農民，他們除了種地之外，很多人還是村干部。當地的村干部說，不搞副業當干部是當不下去的，而搞副業在本地缺乏工業經濟，也只能多包一些地。以J村為例，書記兼主任出生于1989年，在村里和鄰村包800多畝土地種植白菜，主要由妻子和岳父管理。副主任1961年出生，種植200多畝土地。婦女主任出生于1968年，承包200多畝土地。由此觀之，村干部的經濟收入，一部分是來自種田的農業收入，另一部分是來自當村干部的補貼。

參觀爺爺屋后種植的玉米和水稻

二是60-70歲的低齡老人，他們的種植規模在30—50畝，屬于低齡小農戶。很多人還有勞動能力，也有勞動意愿，他們會積極捕捉本地的非正規就業機會從事打零工或者農機服務。一部分人雖然種地規模不大，但是有成套的農機，在農忙時以農機手的方式在本地或者外地從事服務，賺取一部分收入。一部分人會在本地從事建筑、服裝、農業等行業的臨時性雇工，他們是本地勞動力市場保持活躍的主要力量。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人家里有堰塘搞養殖，或者到公共水域捕撈，每年撈魚摸蝦也能有部分收入。

三是70-80多歲的身體健康可以自理有行動能力的高齡老人，他們一般都會種植自家的戶均10畝左右的土地。收入來源主要是種地和捕撈。種地比較方便的原因是他們的土地一般都在房前屋后分為兩大塊，水利灌溉比較方便。機械化普及后，農業種植只需去打藥、補苗或者間苗，需要的勞動力強度不大。捕撈則是在自家堰塘或者公共水域去下網，早上去把網里的魚蝦取了再下進去，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再去取。大家表示“每次魚蝦弄個20-30塊錢問題不大”。很多人從事魚蝦捕撈，到處廣撒網，以至于有個叔叔下了二十個網不記得放到哪一塊了。很多老人也將院子的土地利用好發展庭院種植，吃不了的蔬菜就在早上拿到市場去賣。

正準備下網捕撈的爺爺與打理庭院種植的奶奶

二、農業秩序的自平衡

在當地的農業秩序方面，年輕人幾乎全部外出，不參與土地種植，也就形成了農業分利秩序的老人優先。在村的大戶，小大戶和小農戶之間也形成了比較好的分利與合作秩序，能夠維持本地農業秩序的自平衡。

傍晚，晚霞、池塘與房屋

一是本地化的農機社會服務。

當地國家級的農機合作社的農機手們幾乎沒有去外省市服務的經歷，主要在本縣內及周邊展開業務。有農機的一般是小大戶，上規模種植的大戶經營土地的人力就已經略顯不足，他們不愿意購買農機再自己耕種，一般都會請專業的農業手來服務，這是相對能夠降低成本的。規模小的小農戶一般也不愿意采購，一來年齡大操作不方便，二來土地規模小，買農機不劃算。所以，這兩個群體對農機服務有需求。

提供服務的是本地的小大戶們，一來他們的種植規模不大，農忙期間很快忙完自己的事，能夠抽身出來從事農機服務。二來正值家庭進城階段，有內在的經濟壓力促使他們尋找本地的經濟機會。三來農機現在的更新迭代很快，如果僅僅服務自己家里的種植，三到四年就需要換農機，成本過高。因此，他們有能力也有意愿提供農機服務。本地的需求市場規模與本地的農機手可提供的服務相匹配，所以，本地化的農機服務得以形成。

二是本地化的農業熟人用工。

本地種植土地為輪種，一般為水稻和油菜或者白菜。在收割和播種期間，大戶們僅僅靠自己家的勞動力是難以滿足緊張的收割和播種期的，這時就會產生農業雇工需要。同時，對于規模大的農戶來說，日常農業種植中的管護也是需要請部分人工的。這種用工需求的產生，也能夠得到來自小大戶和小農戶們的響應。對于小大戶和小農戶們來說，對子代輸出資源的壓力，自我養老積累經濟資源的壓力，農忙一陣不影響農閑九個月的休閑的生活安排，多種因素作用下，給大戶打工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本地化的農業熟人用工，省去了監督成本。有一點值得重視的是，這里客觀上形成了小大戶為大戶和小農戶農機服務，小農戶為小大戶和大戶提供勞動力的交換關系。由于存在本地化長久合作的預期，所以農機服務和農業雇工的成本都是低于市場價格的，這又為老人們省去了一部分農業成本，激發了種植積極性。一個老人說，一畝地哪怕全過程請機械請人工，自己都能賺200元及以上，種地是有利可圖的。

三是本地化的村組統籌水利。

S縣地處江漢平原，水系水利發達，大集體時期修建的溝渠水利都還能起到作用，充分的水源條件下農業灌溉問題不大。作為例證的是，某村書記說山區的農村之間會因為種地搶水打架，但是他們不會，哪怕排到最后一個，也都有穩定的預期：“水流足夠大，灌溉來得及?！边€有一個種田大戶說，他們歷年來需要做的工作是防澇而不是防旱。再加上，不少村莊在縣鄉兩級政府的指導下也成立了用水協會，由村干部擔任。能夠對村民之間的爭水用水問題發生進行抑制。

總體來看，本地提供了優渥的農業、社會和自然經濟資源。農業層面，土地平整且容易連塊，細碎化的問題不明顯，所以農業經濟的機會比較充足；社會層面，產生了較多的非正規就業機會，可以讓老人捕捉到；自然經濟資源方面，自然水利提供的撈魚摸蝦的可實現也成為農民家庭的一筆重要收入。從人群占據機會來看，中堅農民即大戶們主要在規模農業層面捕捉經濟利益；小大戶們則一方面從事農業，一方面也在捕捉社會經濟機會；小農戶們則主要捕捉農業就業和自然經濟資源的機會變現，形成了比較有秩序的分利格局。

三、農業穩則農村穩

當地的農業沒有完全走向規?；?，主要還是小農戶和小大戶們在從事農業生產。換句話說，小農戶生產在本地這種土地相對平整、水利資源比較豐富的地方還有一定的效率和現實意義。即農業性村莊的社會秩序整體還比較穩定。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大二學生郭鼎元繪圖：傳統與現代功能雜糅的農民房屋布局

一是老人有交往，這一批正在從事農業的農民主要為50、60、70后，他們過去有大集體時期共同生產生活的記憶，加上長期在村，相互之間還是比較熟悉的。又因為種地需要的農機服務、農業雇工、水利協調等，都能夠提供一些交往的事件。老人在村莊有交往的動力和意愿，熟人社會就還能夠維持住。

二是老人有土地。雖然從三代家庭的家庭收入結構來看，農業收入的占比變得比較低。但是對于老人們來說，離開土地，他們也沒有更多的機會賺錢，反而是當地的農業發達，還能讓老人有一筆收入，用作自我養老中的經濟資源提供。糧油蔬菜也可以補貼到進城的子女，體現出老人的價值。在土地上耕作，已經是很多人的習慣，可以用來消遣時間、鍛煉身體，也是親近自然的機會。

三是老人有收入。在城鎮化壓力下，老人作為被溢出的個體是不爭的事實，自養秩序也在逐步形成。以S縣老人為例，當地盛行喝早酒，老人有追求高質量生活的習慣，很多老人有消費的習慣，訪談中遇到的一位農民一年掙4萬，他們夫妻倆自己一年就花3萬，剩下的1萬才會給子女或者孫輩補貼。但是他們比較自立，不愿意要子女增加負擔，也不愿意成為子女的負擔，所以有經濟收入是維持他們體面生活的必備條件。

四是老人有空間。土地在房前屋后，老人對于環境是比較熟悉的，是能夠看到自己種植的農作物或者經濟作物在逐步成長的，能夠產生心理寄托。由于還有土地，家里就還需要有糧倉、有農機，而不至于完全將家居布局改為現代的，和城市一樣的，毫無農村元素的。這樣的話，生活在現代元素的家中，即使是在農村，也會覺得不適應。同時，老人是生活在村莊，是一個比較讓人覺得自由又很舒服的環境，是心情愉悅的。

老人農業在本地還有一定的生命力，也有現實的需要。反過來說，當前很多地方以及政策要求推動土地規?；洜I，這是發展的必然。即便是在本地，規?；洜I也即將成為政策發展方向。問題是，當前還在種植土地的這一批人還需要土地，當前的城鄉發展還需要農村保持穩定。

需要探討兩個問題：一是最后一代農民，農業確實存在后繼無人的問題，眾多的80后90后們不愿意回鄉種地，即便種地，也是個別人回鄉規?；洜I。所以，70后成為最后一代農民在本地是不爭的事實。這批人有種地的現實需要，也還需要在農村完成養老，度過老年生活的最后階段。也就是說，他們還需要種植十到十五年左右的時間。本地優渥的農業機會，完全能夠與他們的需求匹配起來，土地不會荒，生產也還會比較有效率。所以，改變土地耕作模式的關鍵是還要兼顧好最后一代農民的現實訴求和利益。如果推行規?；鬓D經營，耕作對于他們而言的經濟需要和養老功能是否還有別的可替代途徑？或者失去土地的他們只能等死？

二是城鄉關系中的穩定的城鎮化發展和作為后方的農村建設。如果農民失去了土地，那么在未來，即便是很多進城的農民遭遇了失敗，不得不退回農村的時候，他們也無路可退了。只有宅基地沒有土地的他們回村何以生活，那么他們就只能在城市的邊角地帶待著，一般為城中村。在城市經濟上升時，城中村作為很多人進城的中轉站或者跳板，較差的生活環境和較小的生活空間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如果無法在城市獲得就業機會，又不能回到農村，意味著城中村可能就失去活力成為窮人的聚居區，成為貧民窟，為城市治理增加負擔，也成為城市的不穩定因素。所以，未來的十到十五年，國家的發展在城市，國家的穩定則要依托農村，也就是城鄉關系要遵循的標準為農民可進可退。

最后一代農民退出土地的時候，差不多也到了2035年，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所以，最后一代農民具有維持農村，守護村莊的重要意義。在城鄉融合發展的戰略角度看，維護最后一代農民種植權益與推進“人的城鎮化”高質量發展是高度同頻的。